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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慕恒

随着2019年的结束，华人教会也历史性的见证了《官方和合译本》自1919年出版以来的一百周年。翻开基督教的宣教历史，不难发现宣教士们将福音带到新族群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唯有将圣经放在这些福音对象的手中，当地教会才能真正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其实，中文圣经翻译的工作远比我们一般人所想像的来得艰辛、复杂和困难。

当我们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问到底哪个中文圣经译本比较好时，不妨先退一步来思想神在过去如何透过歷代先贤们为华人教会预备了中文圣经。要记得，当你购买圣经时，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消费者，更是一位恩典的领受者！

中文圣经翻译的近代史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来理解。第一阶段是发源期，从1800年至1823年左右。为了因应各地在华宣教事工的需要，宣教士们各自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1] 其中，莫斯利（William Moseley）于1800年左右在英国就曾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所有保罗书信翻译成中文，为日后对华宣教作预备。然而，此事工在几年后因故被搁置了下来。蒙神眷顾保守，中文圣经翻译工作随后由两个几乎同期进行的宣教单位承接了下来。一个是由马士曼博士（Joshua Marshman）在印度所完成的中文新旧约圣经，由英国海外圣经公会（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于 1822年出版。这是近代中文新旧约圣经最早的译本，又称马士曼译本。另一边厢，由伦敦宣教差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差的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亦于1813年在中国广州完成了新约圣经的中文翻译。后他又与另一位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对华宣教士米怜牧师（William Milne）共同完成了旧约圣经的翻译。此完整中文圣经译本后来同样由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於1823年出版。

第二阶段是修订期（1823-1865）。在使用了现有的中文圣经一段时间之后，一些在华宣教士们认为有必要修订中文圣经译本。 于是，他们便委任了Walter H. Medhurst, Karl Gutzlaff, Elijah C. Bridgeman, 和 J.R. Morrison针对马礼逊的版本进行了修订的工作。此译本新约部分主要由Medhurst负责修订，并于1837年正式在印尼出版。旧约的部分则由Gutzlaff负责，并於1840左右与新约圣经一併出版。此译本自此成为华人教会主要使用的圣经。至於马士曼的版本，后来也由美国浸信会海外宣教差会（The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指定多位在华西方宣教士进行修订，其中包括有名的戴德生牧师（Taylor H. Hudson）。

在中英战争结束之后的隔一年（1843年），在华西方宣教士们于香港曾举行了一次宣教大会。其中，大会决定由英美各大宗派代表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再次修订中文圣经译本。虽然这《委托版圣经》（The Delegate Version）在1854成功发行，但过程和效果并不如预期般顺利。这是因为各大教派的代表们对其中的神学立场、翻译原则、文学差异等未能达到足够的共识。另外，基于当时中国各地教会信徒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信徒认为《委托版圣经》的词句对一般信徒而言还是很难懂；另一些则认为圣经既然是基督教的正典，应该以更高尚的官方语言来翻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华人教会在此时期历史性的见证了有华人基督徒学者参与了圣经翻译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与理雅各牧师深交甚远的王韜（1828-1897）。

第三阶段是汇合期（1890-1946）。《委托版圣经》自1854面世以来所面对的许多意见分歧促使华人教会于1890年在上海再次的聚集在一起商议出版一本能够使广泛华人基督徒所接纳的中文圣经。为了供应不同信徒属灵上的需要，大会秉持“圣经唯一，译本为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理念，决意出版三册不同文体的中文译本，即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白话文。这些译本都是按照《英语更新版》（English Revised Version ）来翻译的。文言文强调对圣经原文忠实和文笔流畅。浅文理则主张适当的表达经节的意思而不逐字翻译。至于白话文版则认为应该以一般信徒读得懂的文句为翻译的优先考量，然后再适当的将其修改成更靠近圣经的原意。后来大会决定只出版一册文理译本，称之为《文理和合译本》。至于我们今天所常见的《和合本圣经》，則是由联合圣经公会于1919出版的白话文版本。

1919年《官方和合译本》委员会委员合照。图片来源：https://bible.fhl.net/

第四阶段是深化期（1946至今）。随著华人基督徒学者对圣经原文的掌握能力逐渐提升，我们拥有了更多直接从原文翻译成中文的圣经译本。这些译本在某个程度上绕过其他语言的圣经，直接参照圣经原文来做翻译或修订。例如，自1946-1970年陆续出版的《吕振中译本》的特色在于尽可能直接对照圣经原文的每一个词汇和其排序架构来翻译。联合圣经公会于1979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则是针对《和合本圣经》做了更白话的修订，为了提高其可读性，同时参考了当时较前端的原文圣经作为其翻译蓝本。[2] 环球圣经公会也于1992年出版《圣经新译本》。其目标和原则大体上跟《现代中文译本》类似，即希望能够翻出一本更靠近圣经原文，同时又能够读得懂的中文圣经。两者之间的差别大概就是《圣经新译本》集结了更多华人圣经专家为其翻译团队，以及引用了更后期的新旧约原文圣经版本。[3] 2010年出版的《圣经和合本修订版》同样秉持著类似的修正目标，同时尽可能保留华人信徒耳熟能详的经文句子。[4] 不但如此，随著越来越多华人信徒对圣经原文的掌握能力提升，再加上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华人教会如今甚至有了《中文反向逐字对照和合本圣经》。[5]

[1] 有历史文献证明早在第七世纪就有景教宣教士所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然而，这些译本现今已经失传。

[2] 例如,《现代中文译本》在旧约方面参考了1937年才发行的第三版《基托尔氏希伯来文圣经》 （Kittel Biblia Hebraica）。在新约方面则引用当时联合圣经公会1968年所出的第二版《新约希腊文圣经》（简称 UBS2, 或Nestle-Aland 25 edition）。其实，在当时已经有了第三版（UBS3），但《现代中文译本》的译者选择当时较可靠的版本。

[3]《圣经新译本》在旧约方面参考了后来取代《基托尔氏希伯来文圣经》 的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2003版)；而新约方面则同样引用UBS2或 NA25）

[4]其旧约同样参考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而新约方面则引用较新版的UBS4或NA28。

[5] 所谓的“反向逐字对照”，就是将中文圣经经文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并列在一起，让读者可以直观式的理解中文翻译背后的原文词汇和结构形式，让中文读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圣经原文的意思或重点。